我的父亲杜宣，原名桂苍凌，杜宣是他的笔名。介绍他时，许多人都会说他是一名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和国际文学活动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是情报战线中的一员。我要讲的是在上海解放初期我父亲经历的两件大事。

  1949年4月，我父亲在北京奉李克农（会部部长）的指示，参加解放上海的南下工作团。我父亲的任务之一是到上海接收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即后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到丹阳集训时，他被分配到华东局社会部，在扬帆的领导下学习入城的纪律和政策、对敌斗争方针策略。学习的资料有《上海概况》（上下册622页），接管干部人员人手一份《上海调查资料》（5册）。在学习中，我父亲结识了社会部的侦察科科长王征明，他比我父亲小9岁。我父亲在这个系统工作时用的是本名桂苍凌，所以，他们都叫我父亲“老桂”。

  我的父亲是江西九江人。17岁那年他来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预科读书。第二年秋天，他在学生党支部书记黄霖（原江西省副省长）和陈同生（原上海市统战部部长）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接着，他又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后因参加，被学校开除。他便东渡日本留学，直到1937年6月抗战全方面爆发前回国。

  母亲是上海人，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上海抗敌演剧队去了大西南和新疆等地演出抗日剧目。抗战胜利后，我的父亲母亲受南方局（周恩来）的派遣，从昆明去香港工作。母亲公开身份是港九妇女联谊会主席，实际是潘汉年和刘晓（中央上海局书记）之间的地下交通员。

  1945年10月《大千画报》在香港创刊，杜宣任社长，黄新波任主编，戴望舒为文学编辑。

  1948年11月她奉刘晓之命先行潜回上海做迎接解放的工作，身边带着三岁的我和二岁的弟弟向父亲告别。父亲随南下工作团到达上海后，一直等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他作为市军管会接收专员的工作安排就绪后，才抽时间去南昌路外婆家匆匆看了我们一眼，那对母亲来说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上海解放，是中国人民和上海地下党联合作战、军政合一的伟大胜利。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是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乐园”，的国防部保密局、党通局等特务派系林立。解放前夕，他们的官员逃离上海时，留下大量潜伏特务。国外反动势力如英、美、日等国也在上海布有情报中心。还有不少帮派势力，流氓恶霸散布各处，他们互相勾结，蠢蠢欲动，伺机破坏。敌我双方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更突出。上海的新政权面临着种种考验。所以，要稳定上海，首先就要打击一切反动势力。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当天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第二天，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任副市长，这天下午陈毅市长亲自主持接管上海市市政府，上海开始恢复生机。

  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市军管会任命李士英为局长，扬帆为副局长，第二天全市召开成立。

  在这之前，扬帆办公室就接到淞沪警备区转来的一份重要情报，反映本市陕西南路141弄3号一户外籍人士家可能设有秘密电台。提供线索的是地下党员胡宏达。

  胡宏达的嫂嫂杨秋露就在这户人家当保姆，男主人叫魏克特。杨嫂最初（1946年时）是在南京西路静安别墅130号白俄李琳绍尔（Freddy Lilienthal）家帮佣。李琳绍尔很有钱，家中宾客不少，因杨嫂手脚勤快，主人很信任她，每月给她25元美金的工钱。

  1949年3月，李琳绍尔夫妇打算去美国。在离开上海前，他们把给杨嫂帮佣时住的一个亭子间，连同家具一起送给了杨嫂，条件是：他还有东西保存在那儿，如果来人使用，要好好接待。接着李琳绍尔介绍她到另一家白俄魏克特夫妇家中当保姆。

  魏克特是李琳紹尔家的常客，以前总来，但他衣冠不整，很邋遢，像盲流，杨嫂对他有印象。当李琳绍尔说要介绍她去魏克特家时，杨嫂还闪过一个念头：这个人怎么请得起保姆呢？

  杨嫂带着疑问来到陕西南路魏克特的住处，没想到眼前的住房蛮大的，摆设讲究，客厅中铺着地毯，还有沙发。一个月未见，魏克特的穿着也整齐了。心想他发了什么财？杨嫂很疑惑。过了一段时间，杨嫂发现每周一、三、五的三个晚上都会有个矮个子来找魏克特，他不像外国人，但不会说中文，见到杨嫂只会点头。他一来，进入客厅后，魏克特就会锁上会客厅的门，夜晚室内还会传出“滴滴答答” 的声音。

  当时上海没有解放，但是这些不正常的情况，杨嫂都同小叔子胡宏达说过。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上海一解放，胡宏达被分配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门工作，在解放后的第三天，他就带着杨嫂向上级报告了可疑线索。

  扬帆接到报案后十分重视。但那时负责同敌特间谍作斗争的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干部力量还相对较弱，面对的又是涉外案件。扬帆首先想到了我的父亲。当时，由我父亲主持的、简称为“东经所” （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班子，文化层次相对高一些，我父亲又懂英语和日语，扬帆特调我父亲来负责，组成工作组，由社会处三室主任王征明配合，组织力量侦破此案。

  时期上海电信开放，设置自由，有很多的官办电台、军用电台、外国人电台、民营电台，其中有私人电台，甚至间谍台，魏克特家的电台属于什么性质？魏克特又是什么人呢？父亲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查资料做调查，一部分人24小时严密监视陕西南路141弄3号。

  通过查阅旧警察局档案和外侨管理部门的登记资料，可以拼接出魏克特（Victor ）的大概面貌：31岁，无国籍白俄，曾做过上海公共租界巡捕、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部司机；其妻艾拉（Alia）无国籍白俄，无业。

  对魏克特住所的侦察发现，他住房的窗外的确有一根天线，其长度、高度、形状与电台天线的架设特征相仿。我父亲当即向扬帆报告，立即从电讯科抽调人员对魏克特家秘密侧向监听。果然，这是一架电台。而且在每周一晚7点到9点，每周三晚8点到10点，每周五晚9点半到11点，都能捕捉到从这个方位发出的电台信号。它的呼号和波长经常变化，电码5字一组，它的编组方法不同于军、政、特工系统使用的密码，很可能是国外的密码，内容我们没办法破译。

  与此同时，父亲他们通过胡宏达联系了杨嫂，请她做内应，提供魏克特的相貌特征，了解魏克特的生活小习惯、出门时间等等。杨嫂反映，魏克特的文件都是请他妻子打字的。她还反映魏克特在壁橱外面挂了张地图，有些特别。从杨嫂提供的魏克特扔掉的纸屑看，基本是俄文，翻译出来是“水闸”、“火车头”、“海军陆战队”这些名词，看上去也是“情报”用语。

  陕西南路141弄3号是一栋西式公寓楼，高四层，楼内住户多，成分复杂，人员进出频繁，很难鉴别谁是魏家来客。小个子也有好几个，究竟谁是去魏克特家的？后来通过杨嫂在房间窗口设置信号，侦察人员逐步掌握了进出魏克特家人员的动态，以及锁定了前去发报的矮个子。他经常是下午进去，要到半夜甚至第二天凌晨离去。活动很有规律，看来他们负有一定使命。

  一个大雨之夜，矮个子发完电报，从魏克特家出来后，走出141弄，和往常一样，顺手叫了三轮车回家。三轮车直接把他拉到家门口，待他付钱时，三轮车夫突然反手把他铐住。原来车夫是侦察人员乔装的。经审询，他是葡萄牙人，名巴比斯泰（Baptista），在荷商安达洋行任职。是一个职业报务人员。

  侦察人员没有打草惊蛇，继续加强对魏克特的监视，他每天出入家门频繁，骑着一辆轻便摩托车，而且非常敏感，尽管如此，侦察人员也不断变换跟踪方法，自行车、三轮车、吉普车灵活调动，逐步掌握他的活动行踪，和他有意接触的人。

  但破案需有确凿证据。终于等到8月下旬的一天，杨嫂报告，她看到魏克特拿出资料给妻子打印后，放在一个黄色公文包里，又藏在客厅的沙发套里。再报魏克特一家23日将要出去参加婚礼晚宴。

  这正是上门取证的极好机会。扬帆接到报告，亲自来到专案小组制定行动方案，命令我父亲担任总指挥。

  为了防止魏克特的行动多变，准备在魏克特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三道防线：第一道，由两名熟悉他体貌特征的侦察员带领四名民警，把守141弄的两端，万一魏克特提前返回，即以检查身份证为名，予以拦截；第二道，由老侦察员扮作卖鸡蛋小贩，制造事端。第三道，杨嫂在窗口瞭望，负责在最后一刻发出警报。

  8月23日这天下午5点，待魏克特夫妇出门后，侦察人员立即各就各位，个个精神焕发。立功的时刻到了 ！

  我的父亲作为总指挥，坐在靠近街口的吉普车里掌控全局。那时没有对讲机，全靠侦察人员来回联络。过往行人以为车在等人，其实对我父亲来说，那时的一秒钟感觉比一分钟还长。但他必须沉着地准备面对无法预知的情况 这对侦察人员的心理承受力是极大的考验。

  没多久，跟踪魏克特的人前来报告，魏克特没去参加婚宴，而是在附近商场里购物，他妻子买了许多食品，看样子就要返回了。没想到预测成了现实！父亲立即下令准备拦截，并传令通知王征明：只有半小时时间，必须撤离！

  接到命令后，第一道防线的侦察员迅速出击，在路口及时拦下了骑在摩托车上的魏克特夫妇，并以他的驾驶证与身份证不相符为由，把他们请进公安分局，进行核查。

  与此同时，王征明那队分秒必争。在杨嫂的协助下，从客厅沙发套中取出公文包，发现其中有“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等材料10多种，随即用罗勃特相机（Robot）拍摄（50张连拍），复原，归位。他们发现了挂着地图的壁橱里有夹层，但来不及打开。时间紧迫，只能果断地撤离。全部耗时不超过30分钟。

  当晚冲洗照片时，才发现照片都模糊不清，因为拍摄技术不过硬，照片成了废纸，行动失败了，令人失望！总结会上，甚至有战士痛骂自己是“土包子”，但我父亲表示：这次行动，环环相扣，配合协调，又找到壁厨夹层，这就离真相近了一步。技术不行是个教训，赶紧学习提高业务。

  不久，第二次机会来了。趁魏克特夫妇出去看电影，侦察人员又进入他家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很顺利地打开了魏克特家的秘密夹层，发现了重要物证，并拍下照片。其中有一份是用代号替代人员姓名的英文工资单，父亲见后大喜。

  从获得的文件内容，以及查看他的电台型号和密码编组等情况判断，魏克特一伙是负责收集中国军政情报和苏联情报的美国间谍。到手的资料证明，此案还涉及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多人。上报扬帆之后，又经过外事部门通报苏联方面。苏方又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此案关系他们国家安全，希望我方尽快破案。市公安局命令我父亲务必提前侦破此案。

  父亲即把上级的指示贯彻到专案小组，特别强调此案影响到国际关系，所以侦察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专案小组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综合三个多月的严密监控可知，魏克特经常出入的场所有30多个，其中去得最多的，有四川路成记邮票社、思南路邮局、哈同大楼（今南京东路257号）、外滩12号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还有陕西南路附近的汽车加油站、电影院等地，和他经常接触的人也浮出水面。

  破案条件基本成熟。上报杨帆后，在周密的部署下，决定于1949年10月25日晚全市统一收网，一举逮捕了魏克特夫妇、报务员袁兴发、巴比斯泰，骆介潮及交通员骆介眉（他们是弟兄俩）等人，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本16册，照相机4台以及手枪、子弹、军刀、录音机、打字机与情报底稿等大批特务活动罪证。

  经过审讯，魏克特交代：他于1948年秋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队的同事美国间谍李琳绍尔招募，接受了专门技能训练，担负搜集中国及苏联驻沪机构情报的任务。魏克特先收买了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中兼职“虹”酒吧的经理杰里柯夫，又通过杰里柯夫发展苏联驻沪机构中的4名中国员工为情报员和交通员。

  1949年3月，李琳紹尔发给魏克特两部电台，5000元美金，手枪1把，子弹50发，密码2本，并把自己的报务员袁兴发和巴比斯泰介绍给魏克特，布置他建立新的秘密电台。魏克特把一部电台交给袁兴发，架设在杨嫂住的南京西路静安别墅130号亭子间里，另一部设在自己家中，由巴比斯泰使用。

  1949年4 月，李琳绍尔离开中国前，把魏克特转给一名叫约翰的美国人指挥。5月初约翰又把他移交给斯蒂夫（Steve）（对外名汤梅子）领导。斯蒂夫通过租用的私人邮箱与魏克特联络，同时还交给他新的密码本和新的电台呼号、波长等等，并送给他一台轻便摩托车和一笔美金做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后，魏克特除了向斯蒂夫汇报情况和接受指示外，斯蒂夫也常常把自己的电报密码稿交魏克特带回发报，并由魏克特收取总部密码指示转他。

  在魏克特等人的交代下，专案小组继而将杰里柯夫、窦嘉福、朱文德、孙德芳等人逮捕归案。至此共捕获间谍9人。

  经查实，这个间谍组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专对于解放上海建立的，其任务是收集中国政治、经济及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等机构的情报。对外掩护名称是美国第44海外观测队，简称：ES.D.44

  1950年8月，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魏克特夫妇等4名外籍要犯及相关卷宗都押往北京，移交苏联处理。

  魏克特间谍案，是上海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美国间谍大案，也是全国破获的第一个美国间谍大案。显示了中国反间谍部门的能力和素质。对企图破坏新中国建立的潜伏的敌特人员和国外情报人员是极大的震慑，也给以后的反间谍战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几个月后，于1951年4月27日，市局社会处一举端掉了位于贝当路（今衡山路）841号的美国第44海外观察队的间谍总部，捕获主犯雷德蒙等一批间谍。

  东方经济研究所是保密局的一个重要机构，附设东方经济图书馆（愚园路523弄5号）。馆长邓葆光，军统少将。曾留学东京学习经济，深得蒋介石和戴笠的重用。该所图书馆的大批藏书，是在抗战胜利后，邓葆光担任政府敌产处理局逆产组组长时，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兴亚院（为日伪政权提供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情报机构）、满铁事务所接收而来，包括一些大汉奸（如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伪宣传部长赵尊岳等）等人私藏的古籍善本。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5月28日）下午，我父亲接收“东经所”时，邓葆光和他的手下已人去楼空，大批图书和重要物资已被人运走。问题非常棘手。

  显然找到邓葆光是重中之重。通过一定的调查邓葆光的社会关系，发现一个和邓葆光关系十分密切的交际花吴嫣。

  吴嫣在上海很有名气，活耀在上海社交圈的高层，懂琴棋书画，擅唱京剧老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许多名流如孟小冬（京剧老生，杜月笙的夫人）、福芝芳（京剧旦角，梅兰芳的夫人）、蓝妮（交际花，孙科的二夫人）、潘素（出身青楼，著名画家，张伯驹夫人）等都是她的小姊妹。

  根据扬帆的指示，由我父亲和王征明，以军管会和公安部的名义找吴嫣谈话。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们两人商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交代党的政策，消除她后顾之忧；一个死死抓住邓葆光的罪行，告知其严重后果。

  经过反复交谈，吴嫣的态度较好。从她那里知道，自从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后，邓葆光在军统就没有后台。现任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军衔和他一样高（军统少将），还处处排斥他，所以邓葆光早有脱离军统的想法。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摆出“引退“姿态，毛人凤就来上海布置”应变“计划。命令邓葆光把从汉奸手里收来的贵重物品（古董、文物）、珠宝财产和“东方经济研究所’’收藏的珍贵图书资料尽快抢运到台湾。

  邓葆光接受命令后，就留了一手。他从东方经济研究所的五十万册的藏书中精心挑出了珍贵的孤本善本约7万册，分装110个大箱子中，又通过秘密关系（陶希圣），在箱子上贴上“中华印刷厂”的标签，混在该厂的器材中，悄悄运到了香港，存放在西环招商局的永安仓库里。

  邓葆光以探望母亲名义，离开上海。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话：需要时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叫他回来。

  这样，经扬帆报潘汉年同意后决定，由吴嫣与邓葆光书信往来，几个月后成功地争取了邓葆光。1950年邓葆光秘密回到上海后，于1月12日受到潘汉年、扬帆等市委领导的接见。为保护藏书，又把他派回了香港，希望被他暗藏的7万册图书早日回归祖国。于是，邓葆光化名“邓景行”回到香港后，开了一家贸易商行，深居简出。

  身在台湾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直惦记着这批“国宝”，他下令上海站和香港站的保密局特务一定要找到邓葆光的行踪，甚至格杀勿论。

  1950年9月12日清晨，邓葆光打完太极拳，走到港岛红棉酒家门口时，突然窜出四名大汉，手持砍刀，向邓葆光冲去。邓葆光连中九刀，倒在血泊中。附近的警察闻讯赶到时，邓葆光只写出其妻尼娜（美国人）的名字和手机号，就昏死过去。昏迷10日，输血2500 CC. 多次手术，邓葆光才起死回生。在玛丽医院中，除了自己人以外，尼娜谢绝一切人的探视和记者正常采访。为避免保密局特务的再次暗杀，据说邓葆光还挪到了多人的大房间里。最后，邓葆光的心腹买通有关人员和港警，在我党隐蔽人员的配合下，利用医院的“运尸车”，从医院后门出去，把邓葆光运到火葬场，逃过保密局特务的包围圈后，再换车把他送出境，直至广州。

  回到上海后，邓葆光即把存放在香港永安仓库的110箱图书的栈单交给了我方。言下之意，他已尽力了。

  我父亲听说之后，便主动请缨前往香港追回这7万册珍贵图书。当时香港形势十分恶劣。邓葆光暗杀未果，特务的活动非常猖狂，，还有国际间谍、黑帮势力。但我父亲表示，接管“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名正言顺是他的责任，任务再难也要完成，再说去香港，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他不去，没人能去！父亲非常决绝。

  确实，父亲对香港是相当熟悉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父亲在美军陆空辅助总部工作，任少校顾问。8月31日他和总部先遣队其他成员一起，由昆明飞往香港，担任接收同盟军关在九龙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战俘的任务。战俘接收完毕，立即就地释放。任务完成后，我父亲就离开美军陆空辅助总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留在香港开展工作。他和潜伏在那里的，一起创办了“大千印刷出版社”并担任社长，又邀请一起到达香港的美军范查理上尉，用旧仓库改建成“宇宙俱乐部”（实际是夜总会），渐渐把它发展成香港人士活动的集中点。父亲是常务董事；父亲又担任南国大酒店的董事长……，综合情况看，父亲在港的人脉较广，容易隐蔽。

  得到上级批准后，父亲就以做生意的名义单枪匹马直奔香港。对他来说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只是怎么确保安全，尽早地把那7万册图书运回祖国，达成目标。那时距他离开香港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许多老关系都在，这就为他达成目标提高了安全系数。他很快地找到招商局的内线进入仓库，并通过香港工委找人，在确定的时间里，迅速把110个大箱子重新贴条伪装，分时段运到了西环码头，再用木船把它们运出西环。海面上停泊着一艘挂着巴拿马旗的、800吨的英国货轮，是专门运送汽油的。英国船长正站在甲板上等着我的父亲；而后110个大箱子吊上货轮，几个小时的连续作战，步步惊心。看着货轮远离香港，父亲才松了口气。7万册善本书是什么概念呢？以我父亲收藏的1932年出版的《中华书局聚球仿宋版二十四史》作参考，7本长20厘米、宽13.5厘米（五开本）、厚1厘米的线个箱子，每个箱子至少重90公斤。当时，面临的困难是无法估计的，一切都是倒计时，一切又要掩人耳目。时间、人力、运输工具都需要精确计算，不仅靠胆量，还要有智谋，遇到盘查还要对答如流。父亲重金雇人，重金雇船，就为了封口，为了抢时间。他是商人，着急走货，一切顺理成章。现在讲起来轻描淡写，但在当时是相当的冒险之举。这批珍贵图书最后平安运到了北京，按中央指示，交给了北京图书馆。这件事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不少人好奇那是些什么书，父亲曾对我国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说过，当时他看过书目，其中最多的是明朝和清初的版本，还有少数北宋殿本，但顾老先生对这件事并不了解，却对一次能得到这么多善本书，叹为“不可思议”。

  这些就是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为新中国的反间谍反特务反渗透斗争所做的一点贡献。他们经受了新中国建国初始面临的重大考验。他们的无私奉献确保了新生政权的成长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侦破魏特克案的同时（1949年7月），父亲还领导侦破了一起保密局国际情报组潜伏特务案，逮捕了组长顾宜华等人，缴获收发报机、密码本、等一批罪证。

  事关谍海斗争，他始终恪守党的秘密。随着他的离世，一切已销声匿迹。这些资讯都是父亲的战友在父亲去世后告诉我们的。父亲用自己的一辈子，实践了他入党时的誓言。

  不怕牺牲，挺身而出，坚持和捍卫信仰，忠于自己的事业，为理想的实现奋斗终生！

  桂未明，资深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曾在长春、上海、香港等地担任文学杂志和图书编辑工作。退休前为“萌芽杂志社”副主编、编审。2013年获得上海市第一届期刊优秀编辑奖。

  邓葆光就是那个在37年通过一系列分析公开半公开的财经资料得出日本只能支撑到1945年的人，因此军衔很高

  好文章，正能量的人和事！ 要永远惦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解放，复兴大业中，奋斗在隐蔽战线的前辈们！